【文化產業啟示錄】從“樂府求助信”看烏托邦背后的叢林現實

編者按

2023年，文化產業在疫情的陰霾中重獲新生，圖書出版行業作為內容生產過程的重要一環，也呈現出一派積極復蘇的景象。然而疫情的沖擊使得內容從業者愈發覺察到資金注入的緊迫性。穩定、充足的資金對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起到極為重要的保障作用，出版機構的資金問題、投融問題一直是社會及行業關注的熱點問題。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快速興起，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號角已然吹響，2023年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考慮哪些現實問題？內容生產在縱深耕耘的同時需要提高哪些產業意識？中國網·文創中國特邀業內相關評論作者制作出【文化產業啟示錄】專欄，希望文化內容市場能進一步豐富發展，讓各界意見成為指引前行的航燈。

原標題為《樂府求助信：不應僅是@烏托邦的行為藝術》，作者袁欣，內容有部分編校刪改。

背景提要

2月17日，樂府的公眾號發出《求助：樂府遇到了困難，我們決定向死而生》一文，創始人涂涂表示因自己的一次“烏龍”而使樂府陷入困境，并希望以書包預售的方式幫助公司度過這一難關。涂涂稱其因為被某大型出版集團“投入巨資”的承諾所俘獲，感受到年輕編輯主任深夜交心的誠意，在合作尚未最終敲定的情況下，一邊擴充編輯團隊，一邊以“巨大的經濟代價”結束了和之前合作伙伴的關系。當樂府的賬面資金只夠付印刷和版稅欠款時，合作談判卻因出版集團“內部巨大的反對力量”陷入停滯。今年1月，涂涂只好讓公司停工停薪，過去兩周更是進行了40％的裁員，直到現在還未出版一本新書。如今，樂府處于“沒有資金支持，沒有發行班底，沒有固定合作出版社”的“裸奔”狀態，除了向讀者求助幾乎已無路可走。涂涂決定將今年計劃出版的新書拿來眾籌，依靠讀者的信任渡過難關。

“面包有了”，可見的一切都有了。

一、Utopia：一個時代的名字

Utopia（烏托邦），原指中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對理想社會的一系列創想。于今人而言，烏托邦的概念幾乎已經被塑造成為了一個集合了對于理想社會應有樣式之想象的容器。

毋庸置疑，整個世界近現代歷史的發展都是以昂撒人主導的西方文明所推動，近代中國，迎頭撞上了全球化進程中的西方工業文明，于是，有關“何為理想社會”的命題，在成因的特殊歷史背景因素上，對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具體困境時的方法論上，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有別于西方的特殊性。

簡言之，這個特殊性在于，中國當時為滿清外族把持而非傳統漢人官僚集團主宰，加之鴉片戰爭后滿清朝廷勢衰，于是，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結構的約束條件下，對于更合理社會的構想之聲音，中國近代烏托邦的命題，更多的是指向外族統治的合理性。

社會發展在具體歷史進程中有著慣性和復雜的演化。我們談及上述近代中國知識界烏托邦構想的起源，是為觀察中國當下具體問題發生時，知識界、文化界給出方案和應對策略的模式背后的因素。

二、實踐理想的過程：“應然”與“已然”的互搏

當今中國在社會經濟形態上，早已全面進入工業化社會。隨著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社會生活中的個體將越來越多地面對工業社會上升期極速轉而進入減速、動蕩期的諸多問題。

發達工業社會經濟動蕩期，普遍面臨“社會失范”現象。

“社會失范”理論，是近代三大社會學理論奠基者之一的涂爾干之代表作《社會分工論》的基礎理論，認為理想社會的社會結構為人們實現目標提供了比較充分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社會失范，則是與之向相反方向發展的無序化、無規則化的狀態。

正如第一部分所贅述，我們在談論的，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給出的某些基于西方發展道路的思考，若忽略中國歷史演化過程中的必然慣性及連續性因素，將只能是基于某種空想社會“應然”規則的規范，即，假想中，每個參與社會生產生活的具體個人，會自覺自愿，不分具體情況，在與他人發生社會關聯的互動中，（特別是通過教化或培養的力量、法治的約束力量、輿論的監督力量等），自動運用“應然”社會規范，且在其中的文化意味上，充滿著道德、宗教、傳統經驗式的審美意義、超越意義上的理想主義答案。

這個假想社會模型是許多中國知識界人士提出發展愿景、應對挑戰和困境時給出方案的基礎，正所謂：“照搬”。

然而，事實與后果有時正好與“理想”相左。

因上述思考與假想的基礎，決定了烏托邦在現實中可實現的程度，并且烏托邦的基本實現，以及人性的基本“神性化”，均高度仰賴社會整體及個體的發展進程。

在真實社會生活中，這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理想的實踐過程是可能無限接近“應然”的，所有的經驗級別的“已然”存在，又需要漫長的社會實踐和社會認同去逐步完善，經濟衰退、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等巨大變量，時刻左右著真實社會的狀態。

三、樂府向死而生的求助信，以及背后的叢林現實

“社會失范”的本質，即是現代社會無論工業生產能力、科技發達到何種程度，仍未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規范、合作模式規范的內化商業秩序，人們內心深處的公平、道德、自我覺醒意識的恒定感，仍未真正確立，社會學意義上的健全社會仍遙不可及。在某種“失范”的具體社會活動中，存在著信息、行為、信念相左甚至違背基本倫理道德底線的情況，經濟下行期競爭商業環境甚至充滿了叢林法則的意味。

樂府求助信中，創始人涂涂所披露的業內事件，實際上是被對手打壓，暗中被商業狙擊的案例，而非簡單的融資談判失敗。

在出版界的譜系之中，樂府已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從選題到內容，到影響力，都頗為成功的上游生產者品牌。然而，十分可惜，在這一波連環計一樣的商業角逐中，樂府顯然被巨大的商業注資許諾所誘惑，被盲目信任所左右，被“應然”世界的描繪蒙蔽，成為叢林法則的犧牲品。

在這個事件中，其基于某種理想主義時代智性的成功經驗，就忽視了尚未健全的當代商業競爭世界中的叢林亂象，且因其對促進以往智性成功所依賴的“應然”道德底線之盲目自信，導致了在重大商業決策上的失誤。

四、然而，給出信任錯了嗎？

認清真實商業環境中可能存在的、難以追責的殘酷現實，目的絕非想將樂府的本次失誤，歸結于某種寬泛的有關誘惑與幼稚等等歸因上去，更不應對存在于合作伙伴、潛在競爭對手之間的基本互信與現代商業道德底線的建構失去信心。

如何采取重建信任、懲罰破壞信任的具體行動，才是在此評說樂府文化求助事件應聚焦的核心。

發達工業社會要向健全方向發展，離不開明確基本規則，更離不開對于社會互信的高度重視。

如果本次事件只停留在唏噓聲中，那么客觀上仍在加大這個事件的負面影響，因其起到了一個負面示范效果。

一方面人和人之間在減少信任的同時產生的猜忌鏈將逐步瓦解良好的社會合作氛圍，一方面甚至教會居心不良之人采用更惡劣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

這一切都將動搖我們賴以生存的市場秩序基石。

樂府的這一次商業自救之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采取必要手段和措施，追責破壞社會信任的人和事。如果有法可依則應訴諸法律，如果屬于破壞商業行業規范的行為，則應建立行業黑名單制，一追到底，人人誅之，以期使得商業環境回歸良性氛圍。

惡不懲，善不揚。

烏托邦式的“應然”假想里，其實有著某種懶惰和妥協。

先師孔子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才更像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先圣告訴我們，真正的理想，是通過人的行動，去實現和捍衛的。

（作者：袁欣，筆名昔心、欣子。現為博識文化、博識文藝創始人，獨立影評人、書評人，喜馬拉雅《大咖讀書會》文史板塊直播間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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